摘要：本文以桂林古地名为研究对象，通过翻检包括正史地理志、地理总志、地方志、地理著作、笔记、舆图等主要记载古地名的文献，在梳理古地名数量和类型，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将地名文化解构为地名语词文化和地名实体文化两部分，分析不同阶段桂林古地名文化的状况，通过对比研究，总结出桂林古地名文化演变的总体规律。研究有助于了解桂林的古地名文化的形成机理，为传承和保护桂林地名遗产提供理论支撑，丰富桂林地名文化理论研究。
关键词：桂林；古地名文化；演变
地名是人们对具有特定位置、范围及形态特点的地方约定俗成的语言代号，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地名文化包括了地名语词文化和地名实体文化两个层面。地名语词揭示了地名的语源文化内涵，地名实体文化体现了其所指代实体的地理、历史和乡土等。秦代开凿灵渠之后，岭南与中原加强了经济、文化的联系，西汉时期在桂林设立了始安县，唐宋年间中原文人、官员的迁徙促进了桂林地区的开发，明清时期桂林逐渐发展为广西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在区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众多的地名，这些地名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烙印，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桂林地名文化遗产面临消失和更新的形势，梳理桂林古代地名的文化特征及演变规律对于总体认识桂林地名文化有重要的意义，也可为城镇化过程中地名的命名或更名提供参考。本文以正史地理志、地理总志、地方志、地理著作、游记、笔记、舆图等区域地名记载较为详细的地理类文献为依据，以今桂林及周边地区为区域，梳理桂林古代地名的数量、类型和文化内涵特点，从地名语词和地名实体文化总结桂林地名文化演变规律，以期为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桂林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提供理论支撑。
回顾与桂林相关的地名，《山海经·海内南经》中已有“桂林八树在番禺东”的记载，“桂林”最早作为植物地名，并不能与现在的桂林等同类比，即使是秦代设立的桂林郡，治所在桂平市，与现在桂林市也相距甚远。汉代以前的文献对当前桂林的地名记载极少，汉代在桂林设立始安县之后，桂林的地名逐渐增多，不同阶段具有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
一、唐代以前：地名偏重于政区沿革、地理位置，地名遗存少
（一）地名数量实现个位数到两位数的突破
唐以前记载地名的地理文献主要为正史地理志和地理著作，桂林地名数量呈现增长的趋势，但总体数量还较少。先秦的《禹贡》未见桂林有关地名的记载，《汉书·地理志》记载了6个桂林相关的地名：零陵郡、零陵县、阳海山、湘水、离水、始安，《后汉书》中仅有“零陵”一个桂林有关的地名。《晋书》《宋书》增加了新设的政区地名，地名分别为8个和7个。北魏《水经注》中共记载了22个关于桂林的地名，至此有关桂林地名的记载已经突破两位数。《隋书》记载了8个有关桂林的地名。总体来看，唐代以前桂林地名记载数量大体上呈现增加趋势，实现了个位数到两位数的突破，但总数不多，见表1。
表1唐以前桂林相关地名统计表
说明：1.以上统计以与桂林相关区域为依据，主要以桂林及周边地区为范围，但不局限于今桂林市；2.文献统计依据以具体的条目为范围。
（二）政区地名为最主要的地名类型
唐代以前地名类型主要有两种：政区和山水地名。正史地理志中记载的地名以政区为主体。《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6个有关桂林的地名中，零陵郡、零陵县和始安为政区地名，离水、湘水和阳海山为山水地名。《宋书》、《晋书》所记载的也都是政区地名。《隋书》记载的桂林有关的地名中，除了平乐的目山之外都是政区地名。《水经注》以水为纲，除了记载沿途的政区之外，还记载沿途的地物，特别是把山水地名放到较为重要的地位。根据表1，可统计唐朝以前文献资料中记载的政区地名31个，山水地名19个，其他地名1个。
（三）地名文化侧重地名实体的位置和历史沿革，地名遗存少
唐代以前桂林的地名在语词方面鲜有涉及，更主要偏重于地名实体的记述。一是对地物位置和所在区域的记载，如《汉书·地理志》中载“阳海山，湘水所出”，又如《水经注》载“漓水亦出阳海山……南过苍梧荔浦县。”二是政区地名多记载历史沿革，如《隋书》中载“始安，旧置始安、梁化二郡。平陈，郡并废，大业初废兴安县入焉。”三是地名的直接陈列，即直接将地名列在书卷之中，如《晋书》中载：“始安，始阳，平乐，荔浦，常安，熙平，永丰”，即是直接陈列地名。
从唐代以前地名遗存来看，很多地名并未沿用下来，有的地名则发生了演变。一些县级政区地名得以流传，如荔浦、阳朔、平乐、兴安等，而建陵、熙平、永丰、始安等则并未沿用。政区名称“桂林”还并非指现在的桂林，从《山海经》作为植物名，到秦代的桂林郡（治桂平），再到三国时期桂林县（治象州），西晋的桂林郡（治柳州），隋代的桂林县（治象州），作为政区地名的专名“桂林”长期存在，但治所尚未在今桂林市的范围之内，即唐代之前所言的桂林与现今意义的桂林所指的地域范围并不相同。文献中记载较少的自然地物地名与现在亦有所区别，如漓江在《汉书·地理志》中称为“离水”，《水经注》又作“漓水”。
总体而言，唐代之前所记载的桂林地名结构、意义、类型都较为简单，地名文化侧重于历史沿革和地理位置的记载，对桂林地名的命名规律、命名原因记载较少，是桂林地名文化的起步阶段。
二、唐代：山水景观地名初步形成，地名文化内涵多样化
有唐一代，文人、官员的迁入和经营，使桂林区域和山水景观得到开发，记载唐代桂林地名的文献方面除了正史地理志、地理著作之外，记载地方风物文献的出现使地名数量和类型大幅增多，文化内涵也丰富起来。
（一）地名数量突破五十阶段
唐代桂林地名数量有大幅度的增加。其中正史地理志记载与之前比增加了一些新的政区地名，《旧唐书》、《新唐书》
分别记载了22个、24个地名，大多为政区地名。《通典》中记载数量为18个。地理总志是唐代记载地名的重要文献类型，《元和郡县志》桂州条目下有38个相关地名。涉桂的笔记则更为详细，莫休符《桂林风土记》记载了桂林的地物和风土人情，原书为三卷，现仅存的一卷中有42个条目，载有54个桂林相关的地名。总体上唐代桂林地名记载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见表2。
表2唐代桂林相关地名统计表
（二）山水景观地名成为主体类型
唐代桂林地名数量增加的同时，地名类型也多样化，山水景观地名逐渐超过政区地名，成为地名的主要类型。正史地理志、《通典》以及《元和郡县志》尚以政区地名为主体，如《通典》中政区和山水地名分别为12个、6个，《元和郡县志》有21个政区地名和17个山水地名，《旧唐书》和《新唐书》也大致如此。《桂林风土记》记载的地名类型则明显多样化，除了政区地名和山水地名，增加了建筑、园林、寺庙、祠塚、亭台、水利等类型，其中园林景观地名作为重要类型开始大规模见于记载，东观、越亭、岩光亭、东山亭、碧浔亭、拜表亭、隐仙亭、逍遥楼等都是如此，山水景观地名逐渐成为地名类型主体。
唐代桂林山水景观地名的增多与当时文化兴盛和区域开发密不可分。许多朝廷委派或者贬谪到桂林任职的文人官员，注重改造桂林山水，使其更加适合观赏游，李渤便是代表人物之一，其在隐山、南溪山增设亭台，修建栈道，这些改造活动丰富了地名的类型，桂林山水地名记载由此得以凸显。
（三）地名文化体现了山水景观的开发进程，传统地名学探索趋于成熟
1.地名体现主体对于山水景观认识、开发和解释
地名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稳定性，唐代以前地名文化得到了延续，地名实体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名称罗列等都见于文献记载，同时在地名实体的开发过程和文化解释方面有所加强。唐代文献对地名实体的形态进行较为详细的记载，山水形态最为明显，如独秀山“高耸直上，周回一里余。迥出郭中，下有岩洞。”对地物开发记载也较为详细，而主要体现在山水景观的营建方面，修建亭台、种植花木，宝历年间李渤于隐仙亭“开置亭台，种植花木。”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在訾家洲“创造亭宇，种植花木，迄今繁盛。”类似的记载较为常见。此外，唐代地名文化注重与历史人物或传说的关联性，如伏波庙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之祠也”，又会仙里“旧有群仙于此，辎羽驾，编于碧空，竞日而去。”从上可知，唐代桂林的地名实体文化中蕴含了人们对于山水景观的认识、开发以及对于地名实体文化的解释，体现了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
2.地名语词文化内容丰富，地名学日趋成熟
与地名实体文化相比，唐代桂林地名的语词文化特点更为突出，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较为明显：
（1）一地多名体现了文化的传承与空间的分异。唐代之前桂林地名主要为一地一名，唐代则出现了诸多一地多名的现象，常见于山水地名，如漓山又名沉水山，阳朔山即零陵山，越城岭又名临源岭等。漓江在唐代有“桂江”与“漓水”等名称，如“漓水，一名桂江。”《元和郡县志》中两个名称亦同时存在，在灵川县和临桂境内称为桂江：“桂江，一名漓水，经（临桂）县东，去县十步，杨樸平南越出零陵下漓水即谓此也。”又“灵川县，龙朔二年分始安县置，东临桂江。”阳朔境内则称为“漓水”，如“漓水在（阳朔）县西二十里。”
一地多名的形成，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时间尺度来讲，同一个地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名称不同，但是因为地名文化的继承性，原地名得以沿用，与现地名共存。从空间来说，则是因为特定时期同一个地物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名称，这在河流名称上比较明显，出现明显的分段意识。
（2）地名得名渊源解释初成体系。唐代桂林对地名命名渊源的分析在文献中较为常见，大致可归为自然和人文因素。如对于各县名称的分析中，有因山水而得名的，如阳朔县“取阳朔山为名”，荔浦县则“因荔水为名”；也有因所在地而命名的，如永福县“武德四年析始安县之永福乡置，因以为名”，永丰县则于“吴甘露元年析汉荔浦县之永丰乡置”。《桂林风土记》所记地物较多，对其繁杂的地物地名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大致分为如下几种：因历史人物而命名的，如伏波庙因伏波将军马援之祠而命名；因山水形态而命名有北牖洞、沉水山；根据姓氏命名有訾家洲；根据方位命名的有东门亭；根据传说命名的有舜祠、双女塚、会仙里等，可见唐代桂林地名中命名渊源的分类已初成体系。
（3）语源、语义地名考辨增多。对地名的考辨丰富了唐代桂林地名语词文化，如对“阳朔山即零陵山”进行了梳理和说明，“汉时称阳海，晋以后称阳朔，一山而先后殊名矣。此云阳朔山即零陵山，殆因前人有湘出零陵山语，然彼以郡县名统称，犹言零陵之山实非是山，本名零陵则证合之似赘。”另外对于避讳地名也有说明，漓山因“其名与昭应骊山音同，故遂改名为仪山”。则唐代对于地名语源和语义的考辨已经成为桂林地名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