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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索鲁是“现代旅行文学教父”，也是犀利幽默的毒舌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他通过22条跨越东西南北的火车路线，进行长达一年的中国之旅，捕捉国人的集体性格与时代变化，既冷静剖析，也刻薄吐槽。「“看来他不喜欢中国”」
年10月，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全线贯通。年7月，这条“天路”正式通车运营。其间近一年里，我无数次在各种报章杂志上看到同样一句话：“美国现代火车旅行家保罗·泰鲁在《游历中国》一书中写道：‘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
如果读过保罗·索鲁（PaulTheroux）年出版的游记《骑着铁公鸡——乘火车穿越中国》（RidingtheIronRooster:ByTrainThroughChina），不难认出媒体摘引的句子正是出自《骑着铁公鸡》一书，“保罗·泰鲁”就是保罗·索鲁。年，这位英语作家中的“当代旅行文学教父”在中国还少有人知，其代表作如《骑着铁公鸡——乘火车穿越中国》、《铁路大巴扎——乘火车穿越亚洲》、《老巴塔哥尼亚快车——乘火车穿越美洲》都还没有中译本，但“保罗·泰鲁”却因为他二十年前对青藏铁路的一句评语而在中国媒体刷屏。我记得当时市面上只见过两种译成中文的索鲁作品：《喜爱新鲜空气的人》（作者名译为“保尔·梭罗克斯”，海南出版社年出版）和《维迪亚爵士的影子》（作者名为“保罗·索鲁”，重庆出版社引进台版，年出版），前者是个随笔集，收录了作者至年间写的几十篇旅行文章，后者是一本文学回忆录，追述索鲁与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奈保尔之间延续三十年的友谊。
年以后，索鲁的一些重要作品才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年，《骑着铁公鸡》被媒体鞭挞多年后，也终于在中国翻译出版，书名里去掉了“铁公鸡”几个字，改为“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也许因为这本书里有不少“碍语”，简体中文版是个“洁本”，而台湾马可孛罗公司年出版的繁体中文版《骑乘铁公鸡——搭火车横越中国》则是全译本。其实，不管在台湾还是大陆，这部书都被忽视得太久了。书里记述的是索鲁~年间在中国乘火车旅行的经历，中文读者晚了二三十年才有机会读到。中国这些年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铁路不仅通到了拉萨，还延伸到日喀则，高铁已经覆盖大片国土，索鲁当年搭乘的“不停喘气、滴水、冒烟的铁公鸡”（指蒸汽机车）早已被淘汰。那么，在当下阅读这本“过时”的中国游记还有什么意义？这会是个有趣的问题。
《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美]保罗·索鲁著，陈媛媛译后浪丨九州出版社年12月版索鲁素以“毒舌”闻名，随便翻开任何一章都能看到他对周遭人、事、环境的抱怨和挖苦。在烟台开往青岛的次慢车上，他记录下乘客的行为：“即使在这种当天就能抵达终点的短途车上，中国人也照样有本事用垃圾塞满整列火车。几乎每个乘客都在忙着弄脏有限的空间。我坐着看书时留意到对面的人在短短几小时内就在小桌上堆满了各种东西，我在空白页上随手记下：鸭骨头、鱼刺、花生壳、饼干包装袋、葵花籽壳、三个茶杯、两个玻璃水杯、一个热水瓶、一个酒瓶、两个罐头盒、食物残渣、橘子皮、虾壳和两块用过的尿布。”
比乱扔垃圾更恶心的是随地吐痰，我不得不佩服他在吐痰这件事上都能发现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差异：美国人总是利落地把痰吐得远远的，中国人却“不是向外吐，而是向下吐”，“痰不是‘啪’的一声命中痰盂，而是滴滴答答的，经常落在那个恶心的容器边上，再继续往下流”。常人见到这个画面肯定别过头去不想细看，索鲁却认真地说他在中国旅行将近一年后才终于把这一细节观察清楚，像多了不起的发现一样。
我有时觉得他写吐痰写得太多太细，不堪入目，是没有必要的自然主义恶趣味，但很快发现没那么简单，作者往往不满足于照相写实主义，还会形成进一步的比较和判断，把他的刻薄程度再往深推进。比如他在上海看见戴红袖章的老头当街批评吐痰者，赞许之余，不禁沉思：“然而，中国人随地吐痰的习惯还远远比不上他们吐痰前清喉咙的声音来得恶心，那种浑浊的喉音隔了几十米都听得到，像防洪下水道排水时发出的抽吸声。相比之下，吐痰本身不过是高潮过后令人扫兴的尾声罢了。”同样的结论，在“开往烟台的‘天湖号’轮渡”一章里又重复一遍：“我本来已经下定决心对吐痰者视而不见，但在这艘船上我明白了一件事：中国人吐痰的习惯之所以深深困扰我，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他们并不擅长吐痰。”
初版封面
索鲁的尖刻之处，经常体现在这类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归纳比较，有时显得主观，有时也不无道理。他乘国际列车经过西伯利亚和外蒙古进入中国后，在口岸车站二连浩特看到当地人朝列车微笑，同车的老外就有些兴奋，因为一路所见的苏联人都板着脸。可是，索鲁的刻薄劲儿一刻也不闲着，他怀疑那伙人是否真的在对他们笑，没准只是被太阳晒得眯眼咧嘴，或是在嘲笑车上的外国人长着大鼻子。
在中国旅行一段时间后，在呼和浩特时他已经悟出“中国人的笑大概有二十种”，有紧张的笑、尊敬的笑、警告的笑、绝望的笑；有种像喇叭一样高亢的笑声是掩饰突如其来的焦虑感，有种轻快的窃笑则表明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还有种笑声其实是惊恐的咳声，意思是“天哪我该怎么办”。他在上海跟一个准备去美国参演话剧《骆驼祥子》的大学生聊起老舍之死，对方报以尴尬的“哈！哈！”两声，索鲁便明白这种笑是想说“你就别提那件事了吧！”还有一次，在广州开往北京的16次特快列车上遇到一个表情严肃的推销员，一旦两人眼神相遇那人就会面露灿烂笑容，然后立刻转脸皱眉，这个“十足中国式的”表情变化被索鲁解读成“求求你别跟我说话”。他自信能够分辨出中国人各种笑声里的潜台词，“没有任何一种是真正幽默的笑”。
我想，中国人读到这些“笑”的描写恐怕笑不出来，会有被冒犯之感，连《铁与丝》的作者马克·萨尔兹曼（MarkSalzman）也在书评里说“看来索鲁先生不太喜欢中国”。中国人不讲卫生、不守秩序的行为都让索鲁写尽了，他还攻击中国食物差——“名称华丽但其实大同小异”、“能使肠胃翻江倒海”，多次评价中国城市丑陋——“一提起‘中国的城市’就会有一种特定的恐怖感，好比说到‘苏联的厕所’、‘土耳其的监狱’或‘新闻伦理’之类特定的词语搭配”。更令他深恶痛绝的是中国的景点——“对旅行者来说，在中国观光是最无益的一项活动，完全是浪费精力，却极少获得享受，它带来的疲惫感不亚于朝圣仪式，却不会给人半点心灵上的满足”。那么问题来了，不喜欢中国为何还要像受虐狂一样地来中国旅行，在十二个月里搭乘近四十趟列车，一边抱怨一边又不知疲倦地走遍中国？
初版封底上索鲁出版《骑着铁公鸡》时期照片（）「“老外最好骗”」
索鲁还写到另一种笑，他在桂林被人忽悠去吃野生动物，结账时付了元，当时是天价。收钱的人开怀地笑了，索鲁评论道：“在中国很少听到这样纯粹的笑声，它的意思是说，糊弄老外太容易了。”
整本书读下来，我感觉索鲁始终在跟“老外最好骗”这句话较劲。一开头他就说：“中国人总爱说‘老外很好骗’，那我偏要来挑战一下。”毫无疑问，中国人的招数，他是不服气的：“中国人懂得怎样用简单的方式摆布外国人，他们的做法其实有点笨拙，像一帮小孩在跟另一帮小孩套近乎。”具体怎样摆布他没细说，我们不妨去看看苏珊·桑塔格年写的《对旅行的反思》：“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不少到访中国的西方人都对中方接待者认真告诉他们的那套话信以为真：中国不存在偷窃、同性恋和婚前性行为。”“随着去过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发现各自的行程大同小异，甚至一模一样——杭州附近的同一家生产茶叶的公社，上海的同一家自行车厂，北京某个片区的同一个‘胡同居委会’。尽管如此雷同，大批的人还是热情不减地前往中国，回国后写的见闻录也都千篇一律。”
桑塔格本人也在七十年代初到过中国，纷至沓来的还有各路政界、学界和演艺界人士，比如曾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的好莱坞明星雪莉·麦克雷恩。傅高义教授在《邓小平时代》导言里透露，雪莉·麦克雷恩在年1月的华盛顿国宴上对邓小平说起她在中国时遇到一个“文革”期间被下放的知识分子，那人说他很感激在农村种番茄的经历，从中受益匪浅。邓小平听了当即打断女明星：“他在撒谎。”我觉得索鲁之所以厌恶“中国式观光”，肯定因为“中国式观光”通常只有公式化、填鸭式的行程。当然也有人并不以为这有什么问题，《骑着铁公鸡》里就写到了几个参团来中国的游客，其中有个热衷于在旅途中捡石头的英国人用讽刺又无所谓的语气总结中国之旅无非是“古墓、筷子加佛塔”。雪莉·麦克雷恩显然也不觉得“中国式观光”有什么问题，她把年访华的经历拍成了纪录片《半边天》，还获得奥斯卡奖提名，影响了很多无知的人。
但索鲁明显属于拒绝被“中国式观光”洗脑的人。他第一次来中国是在年11月，与一批美国游客组团从重庆出发，乘“东方红39号”江轮游览三峡，然后在宜昌换乘“昆仑号”豪华客轮顺流而下抵达南京。这段旅程，被索鲁写成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船行中国》（SailingThroughChina），后来与另外两篇有关广东和香港的文章一起收入旅行随笔集《喜爱新鲜空气的人》（FreshAirFiend）。此书出版简体中译本时删去了《乘船穿越中国》等三篇与中国有关的文章，台湾马可孛罗公司出版的繁体中文版是全译本，书名改为《旅行上瘾者》。
台湾版《旅行上瘾者》，余佑兰译，其中有《船行中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索鲁的长江之旅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私人订制”超豪华行程，旅行团总共有33人，船员和服务员却有人，除索鲁外全体团员都是百万富翁，旅行费用高达每人一万美元。他们乘坐的“昆仑号”，原是中国专为接待外国（比如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游船，直接由江青督造，装潢风格被索鲁形容为“中式华尔道夫”——糅合了明式传统家具与纽约华尔道夫大饭店的那种ArtDeco设计风格。在国外，“昆仑号”被称为“毛泽东的游艇”，据说客房浴缸是蓝色的，沙发宽到可以并排坐七人，酒吧大到三角钢琴放进去也只占到总面积的零头。十天的长江航行却没有给索鲁留下什么好印象，《船行中国》读后令人心情抑郁，很可能作者那时就已经看透了这种旅游方式的无聊，所以当他年再次来中国时便下定决心自己制定行程，“默默记录，少说话，不停地行走，让火车把自己带到中国的各个角落，去到这个国家的最高处、最低处以及最炎热、最寒冷、最干燥、最湿润、最空旷和最拥挤的地方。”我想，支撑着他像受虐狂一样走遍中国的，无疑是这个誓言。让他卯足了劲挑战“老外最好骗”那句“中国民谚”的，大概也是它。
在北京时，索鲁受邀参加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夫人包柏漪（小说《春月》的作者）的家宴，席间有个中国知识分子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说，中国人从来就没认真地把外国人当一回事，现如今最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外国人好糊弄”。索鲁立即反驳：“这样说很危险，事实并非如此。”几天后，他在上海开往广州的火车上，又跟一个中国人为“外国人容易上当”的论调争了起来。索鲁认为，“老外好骗”完全是中国人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的想法，他由此想到前辈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结尾处曾经提醒世人警惕“中国式的自大和人类停滞不前的自满”——这可以说是对中国人相当严厉的评论了。
在《骑着铁公鸡》的末尾，作者发表结论：“我不同意‘中国人莫测高深’的说法。我认为他们就像地球上许多其他人一样，是能够让人读懂的，甚至比大多数人还要浅显易懂得多。”时隔三十多年，这句与“老外好糊弄”唱反调的话终于反馈回了中国，我很有兴趣看它在中国读者中会得到什么样的反应。
别的不说，索鲁那股倔劲儿还是很好玩的，他的用功劲儿还可以说很励志。我一直有个疑惑，索鲁在书里写下如此多的对话，连“铁公鸡，瓷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这样的市井俚语都记得一清二楚，究竟怎么做到的？后来在《对世界的感受——著名旅行作家访谈录》里找到了答案。索鲁对记者说，他在旅途中一贯保持亢奋，每次与陌生人交流都是一等到对方在面前消失就冲到自己的铺位上奋笔疾书，巨细靡遗地记下刚才交谈的内容。在第11章里，他感叹中国之大无奇不有，为了读懂中国，他不放过任何打探秘密的机会：见到身边有女性打开皮包，他会设法用眼角余光往里瞅，看包里都有些什么；到别人家做客，不惜偷偷拉开抽屉、橱柜看里面的东西；走在街上不忘留意各种标语、海报，请人翻译文字，尤其是枪决布告，他想弄清楚上面列出犯人的具体罪行是什么——旅行作家当到这份上，跟间谍也没啥差别了。
「他的名字叫“铁路”」乘火车是索鲁了解中国的方法论和立足点：“在中国乘火车旅行的好处之一是，这个国家充满令人震惊和困惑的事物，火车可以帮助旅行者建立视觉上的联系。其他任何一种旅行方式都会让这个国家显得令人费解。当然，即便在火车上观察这个国家，有时也一样难以理解，但坐火车多少会对你有所帮助。”
我数了一下他在《骑着铁公鸡》里走过的中国铁路：集二线、京包线、京沪线、沪杭线、浙赣线、京广线、广九线、包兰线、兰新线、陇海线、宝成线、成昆线、昆河线、贵昆线、黔桂线、湘桂线、韶山线、京哈线、哈佳线、沈大线、蓝烟线、胶济线、鹰厦线、兰青线、青藏线，这是一份可观的成绩单，除了铁路网稠密的东三省走得不够细，中国铁路第一次大提速以前的重要干线几乎让他跑遍了，只有焦枝线、同蒲线、成渝线、皖赣线、杭甬线等几条“二线”铁路没有涉及。
有机会的话，我很乐意回到~年向索鲁推荐一趟他遗漏的列车——我当年经常乘坐的次合厦快客。这趟隔日开行的火车下午15:18从合肥出发，沿淮南线到达长江北岸的芜湖北站，被拆分成几截后并排推上渡轮，黄昏时横渡长江，到南岸的芜湖站后再重新拼装成完整的一列，经由皖赣线、浙赣线、鹰厦线抵达厦门。在八十年代中期，这是长江上唯一的旅客列车轮渡，很有些特别。如果索鲁知道它的存在，大概不想错过吧？没过几年，这条火车轮渡线就宣告停运，次绕道南京长江大桥（从合肥经淮南线到蚌埠，经京沪线到南京，再经宁铜线到芜湖续接皖赣线），立刻变得平凡无奇了。
火车是观察时代的窗口，铁路本身也成为掠逝的风景。我乘坐过的长江火车轮渡或索鲁乘坐过的云南米轨小火车都不再存在，只在特定时代的窗口期内可以瞥见。我自己刚开始旅行写作时，曾经写过年1月的一个大雪天在次列车上横渡长江的感受，那年冬天索鲁从冰冷刺骨的哈尔滨乘火车去大连，再乘船横穿渤海湾到烟台，我和他不约而同写到铁路旅行既混乱又包藏秩序这一点，也写到那年冬天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后人当然可以通过阅读历史书来认识~年的中国，比如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但我想说，《骑着铁公鸡》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记载远比《追寻现代中国》更直接生动，也更多面，这是旅行文学的一个好处。
年，马克·萨尔兹曼在《纽约时报》撰文批评《骑着铁公鸡》丑化中国，一年后索鲁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旅行写作：意义何在》（后收入随笔集《喜爱新鲜空气的人》），承认他“直到不久以前还心安理得地把旅行写作当成一种无法归类的创作，就像与现实脱节的旅程一样”，然而时代的变迁迫使他重新审视这一文体，转而认为一切旅行书写都应具备某种历史前瞻性，否则就是失败的写作。“我觉得凡是真相都有先兆，只要你精准叙述所见的一切，运用想象给文字注入生命，那么，写下的东西就会有持久的价值。这跟文字中流露出来的情绪没有什么关系。”
索鲁提到，他在中国时，美国主流媒体热衷于报道北京的第一家肯德基、时装秀、广州的保龄球馆之类，他对这类“新潮流”没有兴趣，也不想看旅游景点，而是更乐意在火车上同普通旅客交谈。他在中国遇到的大学生与年代的美国年轻人很像，使他感触到时代的激荡，也见识很多矛盾。这一切并不是“喜欢”或“不喜欢”中国就能弄清楚的，他能做的只是记录：“旅行作家的工作就是尽可能走得远、走得多，写大量笔记，说真话。这是件辛苦活儿，但写成的书自有其生命。”索鲁自信地认为，《骑着铁公鸡》尽管不去刻意预言什么，却也构成一种预言，全凭它记录的事实说话。关于这点，读者可自行评判。这本中国游记出版一年后就卖出五十多万册，也算回击了萨尔兹曼等人的劣评。
他听作家桑晔（曾与张辛欣合著《北京人：个普通人的自述》）说北京有一段铁轨是“十年动乱”期间的卧轨案件高发地，就止不住好奇去看个究竟。“这地方看上去很普通，无非是一段轨道而已，然而一切恐怖都隐藏在平淡无奇之中。”
他在地图上看到云南有条窄轨铁路，火车时刻表显示列车通行到宝秀为止（如今这个车站已从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