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显斯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
摘要：文章以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戏剧为考察对象，探讨了抗战戏剧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同时对抗战剧本的主题和内容进行了考察，揭示了抗战戏剧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成之间的深刻联系。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加强离不开抗战剧本的兴盛，抗战戏剧对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加强他们心中的共同体观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戏剧；抗战桂林文化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多次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含着两条主线，一条是多民族融合团结的民族主线，另一条是维护国家统一，捍卫民族独立的爱国主线。纵观中国近百年近代史，中华民族在外来侵略的历史危机中萌生的“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面对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下快速形成“保卫祖国、保卫民族生存的共同责任感”，就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好诠释。笔者试图在浩瀚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中，摘取桂林抗战文化中的戏剧元素，以点窥豹，寻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抗日爱国统一战线中沉淀的痕迹。众所周知，抗战时期是中国现代戏剧发展最为鼎盛的黄金时期，面对国家民族的危亡，戏剧同其他的文化形式一样承担着鼓舞士气，团结民众，揭露汉奸卖国行为的作用，在凝聚民族精神，构筑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桂林抗战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戏剧文化也不例外，其通过直接性、广泛性、形象性和通俗性的自身特点较好发挥了传承文化、教化百姓的社会功能，唤醒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之有效地参与了抗日救亡的社会动员。
一、抗战戏剧文化繁荣盛况，唤醒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年10月到年11月，由于战争态势发展和人文地理因素影响，大批文化人士内迁桂林，戏剧界人数尤其众多，如夏衍、田汉、欧阳予倩、洪深，等等。人才的汇聚，助推了桂林戏剧文化的空前繁荣，他们在桂林创办刊物、撰写剧本、成立剧社、兴建剧院、组织剧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戏剧文化运动。当时在桂林，戏剧期刊林林总总，其中田汉于年11月1日创办《戏剧春秋》尤其著名。演艺团体如雨后春笋，仅在桂林活动过的话剧团队就达个，演出剧目达个之多。各类戏剧团体进行大规模的抗战戏剧公演，展开一次又一次抗战戏剧的讨论和前瞻，推动着戏剧批评机制的完善。对此田汉按捺不住喜悦之情，写信给郭沫若道：“可以做到天天有话剧看了。”[1]在桂林抗战戏剧文化繁荣的盛况中，有两件大事特别值得提及，一是年2月15日欧阳予倩在桂林建成的广西省立艺术馆。这是抗战时期中国西南地区设备最先进，同时也是规模最大、艺术管理很完善的剧场。在当时国家物资匮乏、战火纷飞的情况下，在西南边陲的桂林小城建成这个高水平高标准的剧院，实属不易。二是伴随省立艺术馆落成的是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即西南剧展）如期举行。年2月15日至5月19日，西南各省33个戏剧社团余人，先后汇聚桂林，演出各类戏剧场，观众达10多万人次，期间还举行了为期15天的戏剧资料展览和为期16天的戏剧工作者大会，可谓声势浩大、盛况空前。
纵观桂林抗战文化城六年来一系列的戏剧文化活动，我们看到广大先进的戏剧工作者以戏剧艺术的方式在桂林开辟了一条没有硝烟的抗战前线。他们在战时特殊的环境下，不断激发剧作家的创作情绪，创作出更多激人奋进的优秀作品，同时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反复向普通民众施加积极影响，唤起民众觉悟，动员抗战潜力。可以说，桂林抗战戏剧文化的繁荣，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现，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二、创新与重构抗战戏剧理论，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准确发声抗日战争爆发后，如何重构戏剧理论，使“抗日救亡”作为戏剧运动的中心，让戏剧更好地适应救亡图存的环境，承担起抗战救国的任务，更好地唤起人们心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了当时戏剧工作者着重探讨的问题。田汉曾在《戏剧春秋》的发刊词中表示：“时至今日，客观需要更为迫切，而我戏剧阵线缺点暴露依然很多。首先是戏剧理论的贫乏。过去戏剧理论的介绍与研究本不甚够，自抗战军兴，戏剧与新的环境、新的现象相接触，一时不免手忙脚乱，因而要求更适合此新环境新现象之内容与形式，这儿便要求新的指导、新的理论。”[2]面对田汉先生的呼吁，活跃在桂林的戏剧工作者开始进行了尝试，开展了旧剧的现代化和话剧的大众化工作。
（一）旧剧的现代化：注入抗战救亡的主题旧剧的现代化在桂林抗战文化中最直观的反映就是对桂剧的改革。传统的桂剧诞生于明末清初，长时间在封建势力的荫护下繁殖，内容多为腐朽的封建意识和供人消遣的低级趣味。桂剧的旧形式和旧内容显然不适应抗战救亡环境的需要，有必要对其改造。正如剧评家天马分析的：“我们看了这一批戏目，逐一审查它们的内容，有的是描述历史上的战役的，有的是表帝王将相们的遗事的，有的是宣传伦理的，有的是阐扬果报的，有的是提倡旧道德的，有的是求仙学神的，有的是写才子佳人恋爱故事的，有的是以市民阶级为对象而调侃的......总之它们多半是与我们的抗战脱节的。虽然偶尔也有发扬民族意识的‘破拐子马’等，反抗土豪劣绅的如《打渔杀家》等，惩治汉奸国贼的如《雁门提潘》等之类。可是在量上是非常不够，在质上也是不够。”[3]田汉也曾针对旧剧改革发表看法：“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动员广大军民，而广大军民最熟悉的艺术形式就是旧剧，因而改革旧剧使适合当前需要成为迫切课题。”[4]
旧剧必要改革，那么如何进行旧剧改革呢？旧剧的内容和形式虽已落后，但由于旧剧受众广。因此，对旧剧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吴广略曾对团结旧剧发表看法：“此次我国对日抗战，是全面战和全民战。戏剧界的当前最大任务是要唤起我们有无限制力量的民众，使他们坚决认识全面战之意义，加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力即抗战决心。在戏剧领域内，要少树敌人，要尽量的化敌为友，而且某阶层的人，还须要该阶层所领有的艺术去说服他们。我们说戏剧界应该负担它的特殊岗位上的救亡任务，但实际上并不去从事各种旧戏的改革和联合，这正是疏忽了充实救亡阵线实力的重要任务，把偌大的观众丢弃了。在目前我们应从速建立戏剧界的联合救亡运动，把‘桂戏’，‘粤戏’改革一番。所谓改革，自然是侧重‘意识形态’问题，将‘反帝’的抗战救亡的主题注入它们的内容。”[5]艾玉珍在《桂剧改革研究》中总结了过往桂剧改革失败的教训，在于“仅仅使表象主义更趋于完美”，而没有深入到旧剧的根本，尚未意识到旧剧的落后在于其世界观的落后，而非仅仅是演出方面某一部分的落后，若仅仅是从技术上进行改革，那么这样的工作是无意义且必然走向失败的。他在文中提出要“在旧剧的世界观、创作方法以及演出三方面的相互关联上去从事改革”，并且重申了旧剧改革的初衷“不在于维护旧剧的永久的生命，而只是在集中火力对敌抗战的一点上，或是在展开国防戏剧运动的一点上，加以利用罢了”[6]。欧阳予倩在《关于旧剧改革》一文中，也谈到了关于桂剧的改革和保存问题，提倡桂剧不能故步自封，不能关门闭户去拒绝新的力量，这是必然走向灭亡的，鼓励桂剧要综合本身之外的各种腔调、表演方式和演出方式等，将理论与实际相配合，以适应抗战大环境的需要。欧阳予倩在文中批评了两部改革后的旧剧，一是《黛玉葬花》，指出了其无论是台词和演出方式改革得再好，其内容实质还只不过是公子哥和多愁善感的娇小姐之间的爱情故事罢了，已经不适应抗战环境的需要了；二是《四郎探母》，批评其只是包裹着民族意识外衣的家庭之爱。他在文中呼吁改革旧桂剧必须：“利用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组织，使旧戏的面目焕然一新。我们是为着政治的宣传，为着社会教育，为着推进文化，并不是专注重个人趣味，聊以遣怀。”[7]
旧桂剧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不合抗战时宜，但由于民众接受程度高，宣传动员效果好，只要将内容替换成团结抗战、共赴国难的主题，就能最大限度地运用旧桂剧的民众优势，使其为抗战服务。
（二）话剧的大众化：街头上演活报剧话剧从欧洲传到中国至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大约只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如何使话剧这个“舶来品”为宣传抗战服务是当时戏剧工作者普遍
